苏实的双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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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画报社设在曹家庄的印刷车间，用何重生发明的木质轻便印刷机，正在用本社研制成功的铅皮制版印刷法印刷第三期画报。印刷工人从左至右：刘春生、刘汉、张志、陈大炎（绰号陈大眼）。沙飞1943年5月摄。

• 二、创办《晋察冀画报》的杰出贡献者罗光达

        1939年春节（2月19日），刚来几个月，正跟随沙飞学习的罗光达，帮助沙飞整理他一年来拍摄的底片，进而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蛟潭庄大庙两侧的墙上，举办了一次新闻图片展览。这是晋察冀军区举办的第一个摄影展览。驻军整队参观，老乡们也纷纷前来观看。沙飞和罗光达用马粪纸裱糊上白报纸，再把照片贴在上面，排成版面，写上文字说明，还加上一些简洁的花边图案，然后用针线把马粪纸缝在一匹白布上，叠起来像一块布，拉开来是一长条，挂在墙上就可以展出。由于大部分是120十六张的小照片，最大的也不过是120拍八张，参观的群众都想挤到前面去。大家看得很认真，"山沟里来了照相的"很快传开了。老乡们大多没见过照片，边看边议论。司令员聂荣臻已经看过这些照片，还是亲自前来感受现场，直接听群众的议论。他高兴地对沙飞和罗光达讲，你们这样做很好，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照片，形象的宣传作用大，如果能放大一些就更好了。[1]

        此时，沙飞和罗光达正在试制一架木制的卧式日光放大机，聂帅听了很高兴。很快，土放大机试制成功，以后的巡回展览都用上了这台放大机放制的照片。1939年2月，摄影科正式成立，沙飞任科长，罗光达任摄影记者。为了保证照片的质量和及时性，摄影科专门配备了暗房冲洗、放大的技术人员[2]，采购回大量放大纸和药品。从此，巡回展览和对外发稿便成为新闻摄影科的两项经常性工作。据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在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统计，仅1941年上半年，由军区统一寄发到延安、重庆、晋东南、苏联、菲律宾、越南、暹罗（泰国）、新加坡等地的新闻照片就有3000余张。边区利用各种纪念会或在街头、部队俱乐部举行的大小展览达50余次。[3]

        正是受这次展览效果的激励，他们萌生了创办画报的大胆设想。沙飞和罗光达认真思考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稿源，一是制版和印刷。摄影网的逐步建立，稿源已得到基本保障[4]。但制版、印刷谈何容易：制版需要铜版、锌版，照相制版设备和化学药品；印刷需要可以进行胶印、凹印的印刷机，需要木造纸、铜版纸和高级油墨，更需要使用这些设备的技术人员。这些机器设备和材料当时只有上海、北平、天津等少数大城市有，战时都成了控制物资。北京、上海的画报都因抗战爆发材料奇缺，只能制作少量铜版；延安没有制版设备，重庆也只能作少量铜版供大报使用。在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连电也没有的敌后山沟怎么搞到这些机器设备、药品、纸张、油墨；怎么能在战斗频繁的环境中制版、印刷；又怎样能在随时都有敌情的战时将这些设备、物资完好地保存下来并能够使用？这些困难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想象，难以克服的，认为他们"天真"、"幻想"。但他们竟然把这个幻想变成了现实。

        1940年10月，画报的筹建工作在河北唐县军城开始着手进行。他们做了初步分工，沙飞负责筹建编辑部，兼管组稿和领导全区的摄影工作；罗光达负责筹建印刷厂，并解决制版、印刷的器材设备和寻找技术人员；已经调到摄影科的制版技师康健[5]开列出制版印刷所需药品和各种设备，并画出图来，指导木匠制作照相制版机。

        1939年夏秋，罗光达在平西采访，听说区党委和挺进军司令部从北平动员了七八个照相制版和印刷技术人员，其中有何重生、王丙中、徐复生、高华亭、杨瑞生、周德缘、马化民等。还通过地下党运出了一台照相制版机，一台八开凸版机，和一架八页铅印脚蹬机，以及一部分照相制版用的药品和印刷用的油墨，准备印制钞票。由于设备材料不齐备，印钞票的事一直无法进行。这些技术人员又不能再送回北平，安置出现困难，设备都坚壁在平西宛平县一个叫"野三坡"的小村子里。罗光达曾向他们咨询，是否可以从北平搞来印刷画报的设备，回答是太困难了。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期间，罗光达在娘子关漠河滩战斗采访，遇到了来前线劳军的五专署宣传队的康健。得知他曾在北京故宫印刷厂搞照相制版工作，罗光达非常高兴，很快向组织申请把他调到军区；在华北联大周年纪念活动采访时，罗光达和康健又遇到了在边区银行搞摄影的刘博芳，他也曾在北京故宫印刷厂搞照相制版，和康健是师兄弟，罗光达马上设法把他也调来军区。向二人详细了解情况，得知印画报与印钞票的胶版（凸版）设备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马上向军区建议，把这批设备和人员也调来军区[6]。1940年12月，日军调遣重兵向晋察冀北岳区残酷"扫荡"，摄影科随军区由军城转移到平山，他们全力投入采访，画报筹建工作暂停。1941年初，反"扫荡"结束，画报筹备工作立即加紧进行。印钞票的设备和人员已由平西部队护送到一分区的易县地区，罗光达和康健亲自前往接到平山。经检查，照相制版机完好，但药品材料不全，数量也有限。为此他们走遍了军工、后勤、卫生部门，大家全力支持：军工部及工厂帮他们制造了难度很大的平面铜版、锌版和三酸（硝酸、硫酸、盐酸）、纯酒精，按照晋察冀日报社铅印机的样子，给他们翻铸了一架八页铅印机；冀中卫生部顾正均部长打开仓库任他们选，除了将他们需要的药品和代用品全部拨付，还要他们开出药品单，专派采购员从平津采购；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和出版部部长何纪云，安排工人熔化了上千斤铝，帮他们铸了一付崭新的五号铅字和各号标题用字，还调派了铅印、排字、刻字技术人员支援，如铅印技师彭启亮、焦卓然，排字技术工人侯培元、吕红英，刻字工刘春和装订工张学勤等。

        1941年初，沙飞调来了文学编辑章文龙、赵启贤、美术编辑唐炎等，分头负责照片文字和美术编辑工作。他们从几年来收集的摄影作品中选择比较优秀的作品，并向边区文联、美协、联大文艺学院、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兄弟单位，组织文艺作品和美术稿件。

 
       1941年2月，他们利用刘博芳从北平带来的一个照相制版机专用镜头和一块网目，与康健一起完成了土造照相制版机的试制，并到支角沟政治部印刷所，在裴植所长的帮助下开始试制铜版，4月完成了照相制版的试验工作。他们首先在《抗敌三日刊》、《晋察冀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聂荣臻肖像等和近百张铜版插图，继而出版了单张对敌伪军宣传的《解放》半月画刊，对加强宣传工作和对敌伪宣传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刊登了照片，使报纸刊物更加生动，政府和分区的报纸也要求为他们制版，还有要求开办制版训练班的。人们把"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称作八路军的两大创造。

        1941年5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召集沙飞、罗光达、裴植、赵烈开会[7]，正式宣布成立画报筹备组。沙飞全面负责，罗光达负责筹备设备物资，赵烈负责筹办摄影训练班，军区印刷所划归筹备组领导，从平山支角沟迁往西面山区的碾盘沟村，裴植担任党支部书记，集中全力筹办画报。[8]朱主任还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需要多少就给多少，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9]1941年6月，由晋察冀军区摄影科供稿、画报筹备组制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的日文《解放画刊》出版，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最早的摄影画刊。八路军用炮弹把画刊等宣传品打进敌军据点，有些日、伪军带上宣传品向八路军投诚。沙飞拍摄的《将军与孤女》2幅照片发表在1941年6月《解放画刊》第2号。

        1941年夏天，罗光达了解到冀中军区通往平津的水陆交通点比较多，敌人封锁不像对西部山区那样严密，便决定亲自到冀中去，再从冀中将采购回的设备器材转运回来。聂司令员亲自将这一任务交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光达很快和他们一起前往冀中。

        过路不久，正赶上日寇对我开始大"扫荡"，他们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罗光达拍摄了冀中军民在反"扫荡"中英勇斗争的镜头，吕正操司令员在青纱帐中指挥作战等镜头。反"扫荡"告一段落后，吕正操、程子华把采购的任务当面交待给有关同志，神通广大的地下工作人员，在群众的掩护下，通过敌人封锁极为严密的平津地区水路、陆路，将一批批照相印刷器材运了出来，再从游击区转运到解放区。后勤部门和民兵把这些设备作为重要作战物资，坚壁到最可靠的地洞里面。其中有照相制版用的药品，制版用的铜版、锌版，印刷画报用的木造纸、铜版纸，外国造的、日本造的上等油墨。

        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从北平和天津送来的器材已经差不多了，冀西的冬季反"扫荡"也取得胜利，吕正操、程子华派出主力团的一个营，护送罗光达一行通过平汉铁路，由团参谋长负责指挥。出发前，营长和教导员召开班以上的干部会及全营大会作战斗动员，把器材分给全营战士。团参谋长向战士们传达军区领导的指示，提出"人在东西在、保证安全到达冀西"的口号。这些东西有的体积很大，如铜版、锌版、木造纸、铜版纸，有的分量很重，如油墨，有的容易碰碎，如瓶装的液体药水等。战士们巧妙地把这些东西和背包捆扎在一起，还作了急行军试验。

        通过平汉路封锁线时，冀东军区第16军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大副队长唐凯正带着在冀中招收的几百个抗大附中学生，在另一个营的护送下准备过封锁线。因青少年缺乏作战经验，连续三次都没能通过，且有伤亡，唐凯自己也身负几处伤，躺在担架上。两支队伍决定联合行动，统一指挥，并制订了作战计划，如果敌人阻碍，坚决予以歼灭，并选择在定县城南附近挖墙填沟，强行通过封锁线。

        半夜两点钟左右，掩护部队布置完毕，平墙、填沟工作在民工的帮助下也顺利完成，部队和附中同学开始跨越封锁线。敌人已明白是大部队过路，不敢外出，只是缩在炮楼里胡乱打枪，铁甲车也仅沿着铁路进进退退，胡乱照射探照灯，并随着探照灯无目标地打枪、投掷弹筒，炮弹在空旷的野地上爆炸。大约用了半小时，部队顺利地通过封锁线。过路时，罗光达和侦察员们一起走在最前面；过路后，他与参谋长一直站在路边，等待全部人马通过后才继续前进。拂晓时到达行唐口头镇附近，集中点收物资，没受到丝毫损坏，然后用大车和牲口转送到军区。[10]

        画报一开始筹备，聂帅就给予最大的爱护和支持。到平津等大城市购买器材需要花很多钱，还要用黄金、银元，总务科说，把全年经费都给你们也不够，他们只好请示聂帅。聂帅说："该花的钱还是要花，花钱买照相器材，可以把照片更广泛地传播，起更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是值得的。" 又说："文化生活是一个革命军队所不可缺少的，军队要有战斗力就一定要有文化。""我们的人民需要吃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枪炮要弹药去喂养，这是第二要解决的大事；现在要进一步顾到人的脑子要用大量文化食粮去喂养它。"[11] 他亲自批准在军区设立专职新闻摄影记者的正式编制，直到形成全军区的摄影网；他亲自给平西肖克司令员发电报商调印制钞票的机器、材料、设备和制版印刷技术人员；他亲自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商议，请他们到敌占大城市购买照相制版及印刷器材，并安全运送回来；他批准军工部、供给部、卫生部、晋察冀日报社全力支持画报社的筹备；还派一个工兵班常驻画报社，帮助挖掘坚壁印刷器材物资的山洞，以保证反"扫荡"中机器和物资的安全；为战胜自然灾害，他还特批给画报社1000斤小米，以防浮肿病的蔓延。1942年春，当画报创刊号的稿子送到聂帅处审阅时，他把政治部、宣传部、画报社的有关同志一起叫来，当面指示："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应该是把边区军民英勇斗争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对边区，而且要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

        因要等各方面设备、人员到位，晋察冀画报社直到1942年5月才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罗光达任副主任，赵烈任指导员。为争取《晋察冀画报》在秋季大"扫荡"前出版，全社紧急行动起来。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碾盘沟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正式出版。

        处在敌人后方的画报社，从筹备那天开始，便和其他敌后机关一样，一直处在战斗状态之中。画报社的任务是保护器材物资不受损失，战斗间隙出版画报。因此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察看地形，计划好安全转移，人员疏散，机器坚壁清野事宜，罗光达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他组织曲治全、白连生、李文治、张文华等，到驻地附近所有的山沟、山顶、悬崖峭壁处寻找山洞。确定好地方后，把坚壁什么东西，由哪人负责背，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在碾盘沟时，沙飞、罗光达和这些年轻人一起，不知爬过多少山，钻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山洞。

        第一期画报出版后，画报社奉上级命令迁移到山后面的曹家庄，并在这里编印出版了第二、第三期画报。这个村比碾盘沟大一些，约百多户人家。他们和以往一样，又到各处去爬山找洞。这一带山上很少有山洞，此时画报社的家业越来越大，找不到山洞，只好人工挖洞。这项工作必须严格保密，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进行，且要把挖出的新土倒在很远的地方。罗光达和指导员赵烈一起参加挖洞。九个人一班，分成三个组，每班干半个小时，大家干的满头大汗，腰酸背痛，很多人手上起了血泡，没有一人叫苦叫累。一直干到鸡叫，收工后，打扫洞外现场，把洞口隐蔽好，才回宿舍休息，第二天晚上接着干。为了保险，他们把洞设计成洞套洞，有的要套两层洞，每个洞的面积约有2平方米。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进度比较慢，要好几天才能完成一个洞。聂司令员调来工兵班常驻画报社承担这个任务，很快完成了二号洞、三号洞。他们还找到了埋藏大件机器的沙子地，埋东西以后，只要把表面的沙子平整一下，风一吹，毫无痕迹。

        1943年4月19日深夜，画报社正在加夜班赶印第三期晋察冀画报，突然听从南面跑反（逃难）的群众中说，平山等地敌人已经到达南面的东黄泥村，正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进逼。因是突然袭击，司令部、政治部都已转移，电话不通，情况不明，没有战斗部队在身边，也无法阻击敌人前进。罗光达立即组织全社职工马上拆卸机器，按预定分工装箱、搬运，坚壁，同时派出警戒。沙飞体弱有肺病，仍要坚持战斗岗位，被大家劝阻先行撤离。经过几个小时高度紧张的战斗，重要机器物资已坚壁完毕，此时信号枪声传来，敌前锋部队已到达村口的山沟，村口山坡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沟里的敌人；东面山坡上的敌人已经超越过去，村子被三面包围了，罗光达立即率领大家向西北山沟突围。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和步枪扫射过来，弹如雨下。由于动作迅速，准备充足，他们利用复杂的地形分散目标，除两三个同志负轻伤外，大家都安全地撤离到山后面。

        敌人进村后到处搜查，一无所获；画报社员工在山上向敌人打冷枪，敌人怕遭主力部队反击，中午即离开村子北去了，大家下午便返回曹家庄，第二天迅速恢复工作，第三期画报于1943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诞生1周年纪念日胜利出版。最不幸的是雷烨同志，由于对地形不熟，转移时跑错了方向，与敌人遭遇。他和通讯员顽强抵抗，与敌人短兵搏斗，负重伤后，雷烨"赶走"通讯员，将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望远镜、自来水笔打碎，饮弹自尽。第三期画报本来就是雷烨在冀东拍摄数年的作品专集，这期画报成了烈士的遗作。[12]

        6月初，敌人的前哨据点又向曹家庄推进，画报社不得不再次转移，从曹家庄转移到阜平上庄，并开始紧张地筹备第四期画报。

（接下篇：解放区三份摄影画报的创办者罗光达）

[1]资料源自《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中《晋察冀的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一文。

[2]刘沛江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初调摄影科做暗室、勤务工作。杨国治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杨成武支队做文书，杨成武知道他1936年做过照相馆学徒后，便让他专搞摄影。军区摄影科成立，沙飞也把他调到摄影科做暗室工作。

[3]资料源自《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中《革命新闻摄影的历史经验》一文。

[4] 1941年7月，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颁布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初步规范了各摄影单位、个人与军区摄影科的关系，制定了各地交稿必须交底片等制度，保证了有限稿件资源的充分利用。

[5] 康健1940年8月由罗光达发现并调来摄影科，详见后文。

[6] 解放区摄影大事记载："1940年11月，经沙飞、罗光达建议，聂荣臻把平西根据地闲置不用的印制钞票的机器印刷设备和技工调来创办《晋察冀画报》。"

[7] 2007年裴植对笔者说，朱良才召集开会的只有他和沙飞、罗光达三人。

[8] 裴植为原石印所所长，全所70余人，连全部资产一起合并过来，裴植出任画报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9] 见裴植回忆文章《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摄影文史》总第13期。

[10]资料源自《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中《晋察冀的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一文。

[11]资料源自《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中《革命新闻摄影的历史经验》一文。

[12] 雷烨1939年以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记者的身份到冀东采访，后留在冀东军区担任宣传科长和组织科长，以文字为主，兼搞摄影，沙飞和罗光达（摄影科）还曾送给他一些胶卷和冲洗药品。雷烨先后在热河、滦河两岸、北宁路沿线拍摄了许多优秀作品，1942年冬，雷烨当选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出席第一届参议会时（1月份，会期20余天），他带去了这些作品，并将全部底片交晋察冀画报社保存选用，沙飞（同为参议员）和罗光达（记者）见到后非常高兴。会议结束后（3月份），雷烨到画报社访问，沙、罗留下他整理这些稿件，编写说明，撰写介绍冀热辽边区情况的文章，准备在第三期《晋察冀画报》上以冀东专集的形式发表。雷烨在准备期间遇难。

上篇：抗战早期的战地摄影记者罗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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